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升级新路径研究——开启藏品的“地图模式”
发布时间：2026年03月02日
作者：吴 杰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当前，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已迈入资源高速积累的阶段，对藏品数字资源进行深度升级和有效利用，逐渐成为推动博物馆智慧化转型的源动力。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实现藏品信息的空间原始坐标回归，完善藏品信息数据库，进而突破行业壁垒,构建跨部门的藏品数据采集与管理流程，搭建起服务于多元用户群体的“地图模式”,将为智慧博物馆的构建开辟崭新路径，也为构筑数字中国时空信息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关键词】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地图模式
博物馆的藏品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博物馆藏品管理正经历着从手工到数字化、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型升级。本文所聚焦的“地图模式”是在现行藏品管理逻辑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与探索。具体而言，该模式可从两个维度进行阐释：在数据维度上，它强调藏品空间原始坐标的数据化回归与多维数据的整合；在功能维度上，它致力于打通数据壁垒，构建一个集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展示功能于一体，面向不同用户群体的空间数据地图应用模式，简称为“地图模式”。本文将从阐述数字资源升级的意义与可行性入手，重点分析“地图模式”的升级路径以及数据的宏观规划，以期为藏品管理的智能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推动博物馆事业迈向更高层次的数字化发展。
一、数字资源升级（空间化）的意义
从本质上看，藏品数字资源的升级，旨在不断优化数据利用方式，以提升效率和产能。本文将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讨藏品数字资源升级（空间化）对实体藏品的直接影响及其对博物馆整体运营的重要意义。
（一）微观层面
信息化，这一术语虽属于科技常用词汇，但其历史却源远流长。从金石学到近代博物学，再到现代博物馆学的演变过程中，信息化的工作从未间断。在这一过程中，藏品及其相关信息记录的介质，由于储存方式或地点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离。若忽视这种分离现象，随着历史的发展，将会面临信息流失的严峻问题。
尤其对于历史、考古、民族、革命、现代文物而言，藏品的出土地点、流传经过等空间信息对于研究历史事件、文化变迁、民族分布、革命历史、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若忽略这些空间信息，必然会在文物的利用方面造成缺憾，限制我们对文化遗产的深入理解和有效利用。以革命文物为例，文物本身不仅展示着革命历程的艰辛，更暗含着革命事业的进程这一历史性议题。革命文物往往与特定的革命事件、革命人物、革命地点相关联，其空间位置信息对于研究革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一件红军长征时期的文物，其空间位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红军长征的路线、经历的重要战役、克服的艰难险阻等，从而更深入地理解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和精神内涵。
在过去，因技术限制使得我们难以对这种分离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然而，在科技进步的今天，我们得以通过数据化的手段，在藏品与其信息分离的现实情况下，建立数据间的关联性。通过将藏品的出土地、来源地等属性与相关遗址、地址、部门、单位等信息的空间坐标进行关联，我们能够实现空间原始坐标的数据化回归，从而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中达成对藏品信息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的重建。
另外，在博物馆的叙事信息构建与传达过程中，空间数据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媒介特性而论，空间是形塑博物馆展览叙事独特性的关键要素之一。因此，如何利用空间的扩展性，超越传统展览空间的局限，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实现精神文化层面的深度交融，成为博物馆叙事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这要求我们从藏品自身的空间属性出发，由点连线，由线成面，探索其背后文明的延续、历史的演进、科技的发展。
（二）宏观层面
博物馆的业务体系是围绕藏品这一核心逐步构建并完善的。藏品数字资源的升级，对于博物馆事业的多个维度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首先，藏品信息的完整性得到了显著提升。在传统文本和多媒体信息的基础上，通过附加空间坐标信息，不仅丰富了数据类型，而且实现了从二维数据向三维数据的转化，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数据的完整性。其次，藏品数字资源的丰富极大地促进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尤其是在空间数据的加持下，对于探索文化影响范围、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路径等领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再者，在社会教育层面，地图形式的展示方式因其直观性和有效性，作为一种理想的交流媒介，极大地提升了社教活动的互动性和影响力。这种互动式的体验，能够激发观众的学习兴趣，并促进对文物的深度理解。博物馆可以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展示作为辅助教学工具，用于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等场景。通过电子地图展示，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文化知识，并培养他们的空间认知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同时，博物馆还可以利用地图开展线上教育活动，例如虚拟导览、线上课程等，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遗产的学习和传承中来。
此外，就展览展示而言，空间化的呈现手法为数字化资源的灵活运用开辟了新路径。传统的博物馆展览方式，受限于物理空间和展陈形式的限制，难以全面、系统地展示馆藏文物。尽管藏品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为博物馆提供了新的展示手段，但线性检索方式仍然存在一定的认知门槛，难以满足观众多样化的信息获取需求。基于GIS的地图展示，打破了传统展览方式的物理空间限制，并结合响应式设计、云计算等技术，搭建更高维度的广域性数字平台。Unity3D数字建筑模型的应用可以实现从广域到博物馆建筑内部的动态漫游，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习与深思路径，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地提升了观众的参观体验。同时可以利用空间分析工具呈现的密度图、热力图等，对藏品数据进行可视化呈现。这种多元的呈现方式，不仅提升了藏品展示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观众更加直观地理解藏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例如，通过热力图，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某个地区文物分布的密集程度，从而推断出该地区的文化繁荣程度；通过密度图，观众可以了解不同时期文物类型的分布情况，从而了解宏观的文化变迁过程。
最终，数字资源的升级构成了智慧博物馆建设的重要基石。GIS技术对于博物馆来说并不陌生。室内空间GIS在观众研究和藏品非接触动态管理方面都有涉及。相对于馆内的空间GIS来说，GIS技术对藏品的视域无疑更加广阔。以此为基础搭建的“地图模式”，突破了博物馆的物理空间限制，并融合AR、VR、MR等虚拟呈现技术，可以实现对藏品从广域到微观的追踪式覆盖。另外，还可以与大数据技术相结合，为观众提供个性化服务。此外，该技术还可以为博物馆的管理者提供数据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观众的参观行为和需求，从而优化展览策划和服务管理。
二、可行性讨论
数字资源的升级（空间化），其核心在于两个问题的讨论。一是现存数据的质量，涉及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和可追溯性。高质量的数据能够确保信息的可用性和可靠性，为后续的分析、研究和决策提供坚实的支撑。二是现有数据的规模，关乎数据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数字资源的覆盖范围和潜在价值。这两个维度决定了空间化是否可行。
（一）有效的标准化数据
博物馆藏品数字化管理是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将藏品的各项信息进行数字化采集、存储和管理，以便于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馆藏资源。从传统藏品管理工作出发，藏品的数字信息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类：藏品信息、藏品管理工作信息和藏品文档信息、研究论著与声像资料信息。本文主要就第一类信息进行讨论。
1. 标准化建设
尽管我国藏品数字化工作起步较晚，但2004年国家文物局出台的《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著录规范》（以下简称《著录规范》）为我国馆藏文物信息数字化提供了重要的指导。该规范明确了藏品的规范化命名，并规定了藏品信息的采集内容、格式和标准，为构建全国范围内的藏品管理数据库奠定了基础。
2. 元数据标准
在国际范围内，关于文物艺术品元数据标准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例如，国际博物馆协会登记著录委员会编纂的公开概念参考模型（CIDOC Conceptual Reference Model, CIDOC CRM）为文物信息数字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李庆阳、黄明玉基于此模型设计了金银器类文物的专门元数据标准。2018年，上海博物馆以CIDOC CRM标准为框架，构建了董其昌元数据设计体系。该体系在遵循国际标准的同时，充分考虑了董其昌书画艺术的特点，通过形成物、年代、地点、事件、作品等实体构建的知识图谱完成了对董其昌作品的深度描述和结构化表达。在此基础上，上海博物馆又进一步拓展了该体系的应用范围，将其泛化为明清文人书画本体，将系统数据分为公共、定义两个层面实现了数据的结构化表达。
3. 数据采集
当前，尽管不同地区博物馆的藏品管理系统在功能上存在差异，但藏品名称、质地、年代、来源等基本信息已实现标准化采集，为数字资源升级奠定了基础。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标准的不断完善，藏品数字化管理将会更加规范化和高效化，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二）数字化的普及
当前，博物馆藏品的科学数字化管理已成为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这一趋势体现了数字化转型与博物馆业务转型升级的深度融合，有效地解决了藏品收藏与安全之间的矛盾。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起，我国便开始积极探索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并在三十余年的信息化进程中，迸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1. 政策支持
2021年3月，我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多次强调了推进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性。同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智慧博物馆，以业务需求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逐步实现智慧服务、智慧保护、智慧管理。同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中，再次强调了实施智慧博物馆建设示范项目的重要性。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要求推动博物馆等加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
在政策的引导下，各地区博物馆已建立了数字化系统，使得数字化管理成为藏品管理的常态。2021年起，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浙江大学等单位开展了智慧博物馆标准体系研究工作，编制了T/CESA 1254—2023《智慧博物馆建设总体要求》和T/CESA 1255—2023《智慧博物馆评价方法》两项团体标准，进一步完善了智慧博物馆的顶层设计、科学管理和标准引领，为智慧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 项目建设与数据增长
各地区博物馆已纷纷启动数字化转型与智慧化探索进程。中国国家博物馆启动了“智慧国博”“三维珍品”等项目；故宫博物院推进了“数字故宫”建设；上海博物馆开展了“董其昌数字人文展示项目”；敦煌博物院推出了“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山东博物馆推出了“泥火溯源”系列数字藏品；广东省博物馆研发了智慧博物馆平台；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推出了“智慧金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立了“智慧系统管理平台”等。随着博物馆藏品信息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数字资源的积累日益丰富，我国博物馆藏品数据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为数字资源的进一步优化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数据的递进式升级
（一）为传统的二维数据赋予空间坐标
从信息学的视角来看，可以将每一件藏品抽象地划分为若干“信息面”。这些信息面中，较为稳定且可概括为通用概念叙词表的包括：年代、质地、用途、级别、来源方式、族属、国别、类别等八个方面。特别是在以历史文化、考古为主的博物馆中，藏品的来源方式通常与考古发掘密切相关，且与特定发掘遗址相对应。此外，历史文物的出土地点也是展示的重要内容。文物的出土地点自带空间属性，可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定位采集功能进行获取。
首先，在现有数据库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全新的空间数据库，并根据不可移动文物的分类标准，完成数据分类体系的建立。其次，以遗址数据为例，依据遗址对所在地区的影响程度（或使用其他依据）进行排序，并将数据规划为若干采集周期，依次进行数据的集中采集。第三，搭建相应地区地理信息（GIS）采集系统，依据考古发掘报告（简报），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空间位置信息的采集工作。第四，组织专业团队对已采集的数据进行细致核对，确保已采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完整性。第五，将采集完成的空间数据ID与藏品数据出土地（或来源地）等信息进行关联，完成空间信息赋予。
（二）结合四普资料，全面定位不可移动文物
第四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于2023年11月正式拉开帷幕，预计将在2026年6月圆满收官。本次普查的核心目标是全面摸清我国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数量、地理分布、特性以及保护现状，为后续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利用工作提供关键的基础数据支撑。此外，普查旨在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增强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度和参与水平。
通过此次普查，将构建一个详尽的文化遗产名录，详细记录每一处文化遗产的基本信息及其文化价值。该名录将成为文化遗产管理工作的系统化信息资源库。第四次普查将由全国范围内的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相关高等学府等文物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士共同实施，分期分步骤地推进。
在普查过程中，除了采用传统的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方法外，现代科技手段亦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GIS和遥感技术的运用，在普查过程中可以极大地减少空间信息采集的工作量，不但能保证采集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还能确保数据的实时性，实现对文化遗产的精确定位和全面覆盖。
（三）构建实景三维模型，实现从场景到实物的跨维度转换
三维建模技术在藏品数字化管理领域的应用已相当成熟。“实景三维与文化遗产”[14]也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作为一种活化文化遗产的工具，在构建古建筑、古遗址、墓葬、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方面，三维建模技术无疑有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在完善空间定位采集的基础上，可以按照一定的周期性计划，循序渐进地构建这些遗址的三维模型，为新一代的数字中国时空信息打造坚实的基底。
在模型构建的过程中，应当逐步实现与藏品三维模型的相对位置关联，从而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信息链。这一过程将实现从宏观的地理信息（GIS）地图，到具体的遗址（或其他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精确展现，再进一步细化至三维场景的模拟，最终触及三维实物及其文本描述（见图1）。这样的跨维度转换呈现，不仅涵盖了广域的地理分布，也深入到微观层面的细致展现，为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管理和利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
图1 “地图模式”的空间模型
具体而言，该流程涉及以下步骤：首先，利用GIS进行数据采集，构建遗址的空间数据库。其次，以属性信息为桥梁，实现藏品数据与遗址数据的关联，并获取实际的空间坐标，以完成空间数据的转换。最终，构建遗址数据的实景三维模型，并实现藏品信息在空间上的相对定位（见图2）。基于此，实现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从而为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以及公众展示提供丰富、直观、高效的信息资源。这种做法也代表了现实世界数字化的一种积极探索模式。
图2 “地图模式”数据构建流程示意图
目前，已有博物馆采用“地图模式”的理念进行数据整合工作。新疆阿克苏地区的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于2023年启动了三五九旅红色文化时空演变系统的建设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该系统基于对三五九旅红色文化的深入解读，运用GIS技术，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革命遗址和遗迹、革命英雄人物、重要革命文物等信息进行精确采集并建立关联，构建了标准化的现实空间数据集群。在此基础上，针对重要革命文物展开了三维模型的构建工作。在展示方面，该系统采用点、线、面的方式，通过实景影像与实景三维地图的融合技术，实现了公众以漫游视角直观体验的红色文化平台。尽管该系统是根据纪念馆自身的业务需求构建的，具有一定的特定性，但其空间数据构建方法仍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该系统将地理信息与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展示相结合，是一次创新性的探索，更为GIS在文博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范式。
四、数据的宏观规划
从广义上讲，智慧博物馆是基于一个或多个实体博物馆（博物馆群），并在文物尺度、建设尺度、遗址尺度、城市尺度和无限尺度等不同尺度范围内，搭建的一个完整的博物馆智能生态系统。当下，智慧博物馆正处于发展初期，而其最终的目标是实现“物—数字—人”之间的双向多元信息交互，“以人为中心”，以及博物馆的全面智慧化。
当前阶段，在“地图模式”的数据构建思路下，更需要重点探索的是“数字”所承担的现实角色。首先，“数字”形态应当是“内外相连”的，既能全面支持博物馆的各项工作，又能广泛服务于博物馆的受众群体。其次，“数字”形态应当具有强大的延伸性，它应当能够拓展至整个博物馆行业乃至文物相关领域，为文博事业的整体发展提供动力。
（一）纵向联动：建立数据网络
数据的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应当确立一套专门的工作流程，以便逐步完善和优化。省（自治区）级博物馆（或历史、考古类一级博物馆）（以下简称“省级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文物收藏机构，应发挥其核心作用，联合各地市（州）博物馆，纵向联动，建立健全数据采集和关联流程，构建“1+N”模式下互联互通的数据网络，实现跨馆际间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
（二）横向协作：突破行业壁垒
省级博物馆应积极与文物考古部门、科研机构等开展协作，突破行业壁垒，从数据源头出发打通数据屏障，形成动态集成，即不断对数据进行丰富和更新，使其能够符合应用目标。进而构建涵盖考古发掘、三维建模、数据采集、数据共享、展览展示、大众考古等环节的完整工作流程，实现文化遗产信息的动态化管理与更新（见图3）。
图3 藏品“地图模式”数据整合架构
博物馆藏品的“地图模式”作为智慧博物馆建设的重要数据基础，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管理、展示和利用，并通过多维度交互提升公众的文化体验。随着数字资源的不断积累与整合，这种模式将逐步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最终形成博物馆的数字化场域，为未来智慧博物馆的全面实现提供强大的赋能与支撑。
五、结 语
“地图模式”的构建是博物馆数字化转型升级值得尝试的重要途径，它将推动博物馆从数据层面向智慧化模式转变，为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传播和创新利用开辟全新视野。当前，“地图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仍需应对多重挑战。从数据角度来看，跨部门数据的动态响应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这需要强大的硬件设施和技术支持作为后盾。同时，数据权限的分配和数据安全问题也需要进行深入的论证和规范。在功能方面，“地图模式”需要明确其服务的用户群体，构建详细的用户画像集群，并精准定位其使用场景。此外，应依据用户在不同阶段的目标与预期，进行细致的需求分析。在协作层面，建立一个高效的跨部门协作机制至关重要。这要求牵头部门发挥主导作用，明确各参与部门在项目中的职责与分工，构建清晰的责任矩阵，以打破行业壁垒，促进机制的协同运作。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的不断深入，相信藏品“地图模式”将为构建未来的数字中国时空信息打下坚实的历史基础。
来源：《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25年第6期